事件结束后的第一个清明节，我带着闺女去公墓，在角落找到了块没字的碑。闺女蹲在那儿摆糖果，突然指着碑顶笑：“爸爸你看，红玫瑰！”我看见碑沿卡着朵半谢的红玫瑰，花瓣上有水珠，像刚哭过。这是小张每年忌日都会来的地方，她没告诉我具体位置，但我知道，这碑下埋着的，是她和孩子的骨灰，还有王建军的工牌。

大厦在事件后重新装修，十四楼成了资料室，电梯按钮上的“14”被磨掉了，换成了“15”，可送水的小哥总说按错键时会听见女人哼歌。我留了下来，还是值夜班，不过值班室搬到了一楼正中间，对着监控屏能看见所有电梯和楼梯口——经理说这是“重点安保位置”，其实我知道，他是怕我走了，冤魂再回来。

每天夜里十一点，我都会绕着大厦走一圈，经过后楼梯时故意跺跺脚，声控灯“啪”地亮起来，照见墙面上新刷的白漆，底下隐约能看见红漆小脚印的痕迹。有次走到十四楼，资料室的门自己开了条缝，里面飘出股檀香味，我看见档案架上摆着束塑料红玫瑰，正是小张死时攥着的那种。

最让我发毛的是半年后的深夜，电梯显示屏突然跳到负一层，门开了没人，地板上躺着枚梅花五角硬币，年份是1998。我蹲下去捡，听见电梯里传来小孩的笑声，奶声奶气的：“爸爸，妈妈说谢谢你。”抬头看，电梯镜面映出个小男孩的身影，穿蓝条纹衫，跟我闺女画里的娃娃一模一样，冲我挥了挥手，就消失了。

第二年4月29日，我特意调了白班，带着闺女来大厦门口。她举着朵红玫瑰往玻璃幕墙上贴，突然指着反光处喊：“干妈！”我看见玻璃里映出个穿红裙子的女人，怀里抱着个婴儿，冲我们笑了笑，转身走进电梯，显示屏上的数字闪了闪，从14变成了15，再没动过。

夜里值班，我翻出压在枕头下的铁皮盒，里面装着那枚2025年的梅花五角，还有小张的B超单复印件。B超单上的胚胎轮廓不知何时变得清晰了，像个熟睡的婴儿，旁边多了行小字，是用红笔写的：“2025年5月1日，王磊转世，生于天津妇产医院，床头别着梅花五角。”

我知道，这是小张留给我的信物。第二天请假去医院，在新生儿病房看见个男孩，襁褓上别着枚硬币，正是我掉在负一层的那枚。他看见我时咧嘴笑，左眼角有颗红痣，跟小张没被烧的左脸一模一样——这是她用二十七年的怨气换的转世，也是我们李家欠她的债，终于还清了。

大厦渐渐成了正常的办公楼，再没人提起鬼故事，连当年的老员工都开始怀疑自己记错了。只有我知道，每个4月29日的深夜，十四楼的走廊会飘起红玫瑰的香味，电梯会在十四楼停三秒，门开条缝，露出片红花瓣，然后轻轻合上——这是小张在告诉我，她和孩子过得挺好，不用再担心了。

去年冬天，王哥的侄子来替班，喝多了跟我念叨：“我叔临死前总说看见个穿红裙子的女人抱着账本，现在想想，说不定是赎罪来了。”我没接话，盯着监控屏里的十四楼，资料室的灯突然自己亮了，一个穿红裙子的影子从窗前晃过，怀里抱着个东西，像账本，又像襁褓。

闺女现在五岁了，总说梦见自己在大厦里跑，有个阿姨牵着她的手，给她糖吃。我问她阿姨长啥样，她画了个左边脸漂亮、右边脸有疤的女人，旁边还画了个戴白手套的保安，牵着个小娃娃——那是王建军，我的大伯，她没见过面的爷爷。

有时候我会想，如果1998年4月29日那晚，王建军没接那十万块，没锁那扇门，现在会是怎样？但生活没如果，就像大厦玻璃幕墙上的倒影，看得见摸不着，过去的事，都被封在了十四楼的保险柜里，只有每年的红玫瑰，按时开放，提醒着有些人，有些事，永远不该被忘记。

今年清明，我带着闺女去给小张上坟，碑上终于刻了字：“张秀英之墓 1975-1998 爱女如玫瑰，常开不败”。闺女把红玫瑰放在碑前，突然说：“爸爸，干妈说以后别买玫瑰了，改买百合，她说梅花五角该留给弟弟买糖吃。”

我笑了，摸着她的头，看着远处的天津日报大厦，在阳光下闪闪发亮，像块透明的琥珀，里面封着二十七年的冤魂、泪水和救赎。而我，只是个普通的夜班保安，守着栋楼，守着个秘密，守着那些再也不会回来的夜晚。

故事到这儿本该结束了，可上个月值夜班时，我听见后楼梯传来脚步声，“嗒嗒嗒”，是小孩的脚步声。我没害怕，反而笑了，因为我知道，那是王磊回来看妈妈了，带着他的梅花五角硬币，踩着二十七年的月光，回家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