水突然退去，黑洞消失，排水沟变回干巴巴的碎砖堆。虎子瘫坐在地上，盯着手里的香灰：“所以他们不是要害我们，是没人帮他们递信物？”

“对。”我打开纸包，里面是包好的甘草片，还有张字条，用朱砂写着“给建军”，“十年前的红纸包是遗憾，现在的是解脱。”抬头再看，断墙上空无一人，只有晚风卷着片槐树叶，落在排水沟里，叶面上用香灰画着个笑脸，像极了桂花婶生前的模样。

回去的路上，虎子突然指着前方：“看！”拆迁办的围墙上，有人用红漆画着个巨大的红纸包，边角工整，中间写着“拆”字，却在月光下泛着香灰的灰白。我们没说话，只是加快脚步，路过巷口最后一盏路灯时，灯杆上贴着张泛黄的纸，是十年前的寻人启事：“王桂花，穿灰对襟衫，拎红纸包，见到请联系……”

到家时父母已经睡了，我把朱砂符贴在玄关，转身看见鞋柜上摆着个红纸包，边角磨破，正是今晚在排水沟捡到的。打开来，除了甘草片，还有粒褪色的水果糖，水果糖纸上印着褪色的“桂花”二字——是十年前桂花婶常给孩子们的那种。

第二天，城中村施工队在排水沟底挖出具完整的骨架，手腕上戴着半只银镯子，掌心攥着半张红纸，上面隐约可见“王老头子收”的字样。李大爷说，这是桂花婶的骸骨，当年没捞全，现在终于能和王大爷合葬了。

葬礼那天，我和虎子去公墓送了花圈，瓷罐里装着新捡的骨殖，骨灰盒上贴着红纸，写着“桂花婶收”。墓碑重新立起来，照片里的两人穿着蓝布衫和灰对襟衫，笑得格外安详，嘴角的黑痣都被细心地描过，像活着时那样。

从那以后，我再没在夜路上见过穿灰对襟衫的老太太。但偶尔经过老巷子，总会看见墙根儿有新烧的香灰，堆成红纸包的形状，旁边放着治咳嗽的药——知道是有人接过了新的约定。

去年冬天，我谈了个女朋友，她家住城郊，每次送她回家，路过槐树巷旧址，她总会指着路灯说：“你看，那儿好像有个人蹲着。”我笑笑，把她的围巾紧了紧：“别怕，是等红纸包的人。”

上个月，电子厂的王胖子突然找我，说新来了个保安，总在夜班时咳嗽，后背弓得像虾米。我跟着他去厂子，看见值班室里坐着个老头，穿蓝布衫，嘴角有颗黑痣，正对着墙根抽烟，脚边放着个红纸包，边角磨破，露出半截金属搭扣。

“小伙子，帮个忙呗。”老头抬头，声音哑得像砂纸擦玻璃，“把这个带给巷尾的桂花，就说老王头想她了。”

我盯着红纸包，掌心微微发烫。十年前的暴雨、三年前的夜路、今晚的厂区，原来有些约定，一旦在活人死人之间牵了线，就永远断不了。深吸口气，我接过纸包，硬邦邦的边角硌着手心，这次没有霉味，只有淡淡的艾草香，像极了桂花婶当年给的水果糖。

“好嘞，”我把纸包揣进兜里，听见身后王胖子骂骂咧咧：“老陈你干啥呢？那老头是新来的，脑子有点毛病……”话没说完就卡住了，因为他看见老头突然不见了，值班室的墙上，不知何时多了张老照片，是两个穿蓝布衫和灰对襟衫的老人，站在老槐树下，手里各拎着个红纸包，笑得格外灿烂。

走出厂子时，夜色正浓，路灯一闪一闪，像鬼眨眼。我摸着兜里的红纸包，突然明白，这世上最可怕的不是鬼，是活人心里的亏欠。只要有人愿意接过纸包，替死人完成没说完的话、没送完的信，这世间的遗憾，就不算真的断了。

至于下一次遇见红纸包是什么时候？谁知道呢。反正夜路还长，总有人要走，总有人要蹲在墙根儿，等着递出那个硬邦邦的、带着香灰味的纸包。而我，这次不会再跑了。